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网站地图
   
首  页
研究会概况
新闻资讯
国学大家
国学论坛
国学大讲堂
国学动态
国学宝典
书画名家
演艺名家
国学画苑
国学视频
人物访谈
国学报刊
国学诵读
中华文坛
企业风采
国学会务
国学微博
国学留言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国学大讲堂 >> 内容

“修身”传统在中国文化精神中的本体意义

时间:2012-11-02 14:49:10 点击:

  核心提示:余英时无疑是当今中国思想、文化史方面涉猎广泛、视野开阔、见解深刻、成果丰硕的一代大家。在立场上他坚持中国历史在世界的独特性,反对“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的历史经验,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只有比较的价值;在方法上他反对断章摘句,细碎繁琐的,从概念到概念的考据式研究,而重视历史整体的观察和思考,特别重视对于思...

    余英时无疑是当今中国思想、文化史方面涉猎广泛、视野开阔、见解深刻、成果丰硕的一代大家。在立场上他坚持中国历史在世界的独特性,反对“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的历史经验,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只有比较的价值;在方法上他反对断章摘句,细碎繁琐的,从概念到概念的考据式研究,而重视历史整体的观察和思考,特别重视对于思想文化影响甚大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对于各种思想文化的影响。从某一时代到这个时代产生的思想家的思想特征,既有思想长河阶段的宏观把握,又有特定的思想家思想精神形成的过程和贡献。正因为如此,他的著作经常是沉厚、雄辩,生机勃勃,能给初涉思想史者以极大的阅读兴趣和思想启示。他关于“士”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地位的著作,可以说是他的研究主题,丰富而博大、深刻。他将西方近现代形成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概念,引入中国文化思想史,将其引申到孔子及孔子时代以来,以“士”阶层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使在高空飞翔的思想精神落实到历史和人的大地上,开创了思想史学科的新局面,影响巨大而深远。余先生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而重精神修养” 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极显著的特色” 的论述,更是中国思想天空在一个长时期内久违的论断,振聋发聩,从精神文化大传统的意义,给了“修身”、“修己”、“内圣”等曾经被否定、嘲笑的知识者个人修为以更大的价值肯定,赋予其本体的意义。他指出,重视个人修为的中国知识界传统,不仅是由士人的社会处境所决定的,更是他们自觉的选择,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在“穷”时以自己的文化人格形象,影响社会和百姓,在“达”时以相对于统治者“势”的道德优势,推行自己“道”的主张。这是一种退中有进,进中有退(随时准备归隐)的个人生存方式,又是一种“任重道远”的通过影响人心来干预社会政治的进取之路,立言、立德、立功,正是他们理想的人生境界,决不是面向自我的消极。正如胡适青年时代所写的《秋柳》一诗所说:“但见萧飕万木摧,尚余垂柳拂人来。西风莫笑长条弱,也向西风舞一回。”正是老子所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此正是“士”作为弱者的力量。
    关于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关系,余先生认为西方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他们不属于任何的经济阶级,知识和思想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唯一凭借,因此他们才能以自己“思想上的信念”为坚守,充当社会政治的批评者。而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多年,而“士”的特征在孟子的观察中又与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大致相合,这就是“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也正是孔子最先揭示了“士”的使命与责任:“士志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于议也”。他的学生曾子更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士”是以道和仁为终身志向的,而讲究并特别看重吃饭、穿衣等物质享受的人,是不能与之谈道的。从统治阶层分离出来并靠思想和知识吃饭的“士”阶层所念念不忘的道,既不是一种组织形式, 也不是一种明确的社会制度,而是一种以仁为核心的社会理想和伦理信念。它是一种一开始就超越于客观的现实社会政治之上的思想和精神主体,是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者和导引者。正因为如此,无恒产又无权势的“士”人只能靠知识和自尊、自重的人格风范来显示“道”的伟大与尊严。而与“士”子们坚守的“道”相对立的却是统治阶层强大的“势”。“势”实在可以用现在的“权力”来置换,它的强大当代中国人当有更为深切的认识。“士”的客观凭借既然如此的薄弱,除了自尊自重的人格风范和对道的坚守,他们又如何以自存和发展?所以,余英时说:“从孔子开始,修身即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条件”。并说:“从发生的历程来说,这种内求诸己的路向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外在凭借太薄弱才逼出来的”。在《论语》记录的孔子与子路的一段对话中,孔子更明确提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的志向,这可能正是孔子后学所著的《大学》《中庸》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等儒学名句最早的滥觞。
    既然“修身”是与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处境有关,所以它不仅成为孔、孟、荀子等儒家弘扬“道”的必修课,也成为管子、墨子等其他百家的坚守和自恃之道。如“名不可简而成也,善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载行者也。”(《墨子•修身》)“君子”是以他的全部行为,表现自己高贵的身份。儒家后学孟子和荀子更是把修身一意推衍到知识分子个人“穷”与“达”的两面。如孟子的:“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荀子的:“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修身不仅成为弘道济世的前提,也成为知识分子个人的行为方式及对权势和财富的基本态度。
    我们说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是中国最早的具有独立人格、自由信仰的“士”的阶层的伟大代表,就是因为他在“乐坏礼崩”、“道为天下裂”的时代不仅找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知识为凭借的独立生存方式——在“王官之学”以外开创了“私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道”的传承者,而且由他的后学总结出了在“达”与“穷”两种状态下的生存和坚守信仰的方式。
    孔孟之后的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生存方式,始终在“穷”与“达”之间寻找自己的历史和社会定位。终于在宋代迎来了以“理学”为特征的伟大复兴,有了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的契机。理学之所以全力以赴地开拓以心、性、理、气为中心观念的“内圣之学”,便是要为“外王”的实现(建立合理的人间秩序)寻求更坚实、更可靠的形而上的依据。赵宋王朝是在唐末五代武人横行天下的混乱局面下以“兵变”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宋太祖即位后安定天下的第一个重大措施便是所谓“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留下了影响百年的“未曾戮大臣”的遗训。宋神宗甚至接受了与士大夫“同治天下”、“共定国是”的主张。于是在宋代士大夫不仅以文化主体、道德主体自居,而且俨然成了政治主体,张载甚至说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观念虽然只持续了一百五十年,但却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灿烂的高峰。
    出身社会底层早年曾出家为僧,后来又参加农民起义,崇奉了多种混合的民间信仰的明太祖朱元璋自封为“明王”出世、“弥勒佛下生”,在夺取政权时曾得到儒生、文士支持,在得天下之后也曾征用了刘基、宋濂等名儒蓄士,并且给了应有的尊重。但很快便显露出“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的本来面目,“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士可杀不可辱”是儒家世代相传的古训,但在明代却受到既“杀”又“辱”的待遇,使当时在朝士夫朝不保夕、人人自危,尊严丧尽。由于政治生态的险恶,明代初期理学家只好退至修身、齐家的安全领域,而不敢触及治国、平天下的危地。正是在如此恶劣的政治生态下,突显出王阳明及其以“心学”为特征的明代儒学(理学)的伟大意义。
    在正德元年上封事,受廷杖以前,王阳明大体上仍遵守宋儒“内圣外王”的模式,希望也能“得君行道”,至少也能“引君于道”,所以才发生了犯颜直谏,当廷受到打屁股之辱,最终贬逐贵州龙场,当了一个驿站的接待吏。正是在这里他实现了自己思想的大转折,开创了明代理学,也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其社会理想的新阶段,创造了一种“行道”的新模式。余英时在《从政治生态看宋明两型理学的异同》一文中,将之称之为龙场之悟,并且引用了《王阳明年谱》中不无神秘色彩的记述:“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忽跌,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也就是说,在半夜之中阳明先生忽然听到人语,然后惊醒,突然开始明白以往对朱熹“格物致知”名教领会方向出了问题,“格物”的物并非纯然客观之物,而是自己内心之物,若大之理原在自己心中。余先生发现,对王阳明来说,这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而是在人生何去何从的问题上找到了最后的归宿”。余英时先生接着阐释道:“从正德元年(上封事、下诏狱、受廷杖)到三年贬逐至龙场,这是王阳明生平最大的一次精神危机,所以他用‘百死千难’四个字来形容它。为什么说它是危机?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巨创深痛、奇耻大辱之余,他的‘得君’残梦即已彻底破灭,而另一方面他的儒家立场又不允许他完全抛弃‘行道’的承诺;他陷入了进退两难,无所适从的绝境。龙场一悟才将他从危机中解救出来,即‘得君’不是‘行道’的绝对前提”。“生活在一个‘治’既无‘道’、‘君’也不体现‘理’的政治世界,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接受‘求理于事物’的说法了”。“龙场之悟的另一重大突破便是他找到了一条推动‘儒家整体规划’(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的新路,可以绕开荆棘丛生的政治生态,以落实儒家关于‘行道’的基本要求。‘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提出都与这一要求密切相应”。在王阳明以前的一些明代大儒纷纷走向了偏重个人精神修养,视出仕为畏途,只能尊奉孟子遗教的上半段——独善其身,却无法奉其下半段——兼济天下,而至王阳明却于危机中找到了一条“行道”天下的新路线,掀起一个由下而上的社会改造的大运动。他的学说最后归宿于“良知”二字,正是因为他深信人人都有“良知”(即良心),都有即知即行的能力。“致良知”之教以唤醒社会大众的良知为主要的任务,与宋儒“得君行道”相比较余英时先生名之为“觉民行道”。他说:“‘觉民,行道’是十六世纪以来文化、社会大变动的一个有机部分,其源头则在于因市场旺盛而卷起的士商合流。与‘觉民行道’运动同时的还有小说与戏文的流行,民间新宗教的创立,印刷市场的扩大,宗教组织的加强、乡约制度的再兴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士商互动的结果。‘士’的社会身份的变化为十六世纪思想大‘突破’提供了主要动力。”
    至此,我们似乎闻到了“士”阶层转换为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新气息,然而明清之际朝代更替中的民族因素,却使中国士大夫阶层经受了一次不仅是“为民请命”的忠臣烈士,而是民族气节的新考验、新裂变。他们曾经向本族的专制者争生存、争权利,而此时又不得不向压迫他们的旧王朝示忠心,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夷夏之大防”的大旗下。当夷夏之大旗终于因了夷族的强大和统治者的高明手腕而轰然倒下之时,持续了数百年的宋明理学也终于为乾嘉时的繁琐考据学所代替,士大夫们“觉民行道”的主旋律也终于唱不下去。然而只要凭知识吃饭的“士”还在,“道”还在,只是清代知识人的“道”大多已由“兼济天下”,而成为不同的学术观点和传承的争论,“经世致用”的社会政治价值已经大为削弱,说这时的中国知识界是“一潭死水”似乎并不为过。这潭死水只有在挟工业革命威力的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击下才获得了一定的活力,夷夏之争,中国学术内部的纷争也终于为中西之争这个更大的文化路线所代替;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在“改良”与“革命”,皇帝与共和的新选择中站队。
    然而在广大的民间社会,得益于几千年前孔子所开创的私学的传统,圣贤的信念和君子的人格榜样却没有完全中断,修身、齐家的精神,文化传统不仅没有在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变迁中消失,反倒因宋明理学的广泛传布而导引着乡土中国的广大乡村和诗书世家,如陈忠实《白鹿原》中朱先生所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贾平凹《古炉》中杂儒、释、道于一身的王善人,仍然引领着中国社会的精神方向。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和无时无处不在、年年搞天天搞的“阶级斗争”,几近摧毁了乡土中国由知识人引领的向知向智的文化传统,求仁求善的精神血脉,修身养性、致良知的人格理想,然而中国“士”传统的深厚积淀仍然潜伏在中国人心灵的深处。一代又一代士所创造的精神文明成果仍未被焚,“石在,火种就不灭,”中国的希望还在。应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不仅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而且也焕发了他们求知求智的热情和兴趣。今天的“国学热”尽管可以有很多诟病之处,但它却是对一个时期割裂中国文化精神传统做法的反动,是对几千年中国历史文化被彻底否定的反动,是对金钱财富至上、经济至上的反动。尽管庄子所谓之“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的“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社会文化现象还存在,荀子所谓的“心无是而佯无欲”、“行为险秽而强高言谨悫”,甚至“枉道以从势”,“曲学阿世”的现象在今日知识界还严重存在,但是我相信,只要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不改,知识分子有了言说、求学的自由,社会总会找到疗救之方,前进之路。而这中间,最重要的是知识界要克服浮躁凌厉之气,加强自己的“内修”之功课,潜心于学术文化“道统”的修复重建,以自省引领民族之自省,重续中国优秀文化精神之血脉。

 

 

(李星,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陕西省国学艺术研究会主席,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

作者:李星   来源:陕西省国学艺术研究会
  • 上一篇:最危险的时候——让中国精神永远刻骨铭心
  • 下一篇:让思想穿透历史

  •   相关文章

      发表评论
    • 大名:
    • 内容:
      评论列表
    国学视频
    壬辰清明祭孔活动
    壬辰清明关中书院祭孔活动报道...
    壬辰清明祭孔活动
    直播测试信息
    本类热门
    本类推荐
    Copyright © 2008 - 2012 sxgxyjh.com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陕西省国学网 http://www.sxsgxw.com
    主办单位:陕西省国学研究会
    地址:西安市大唐西市国际古玩城3-710335室 电话:029-84386607 传真:029-84386607
    邮箱:sxsgxw@sina.com 陕ICP备12000448号